【海外房产讯】2017年4月20号编辑;小意说 列克星敦高中的情况绝非例外。在加州、科罗拉多州、麻州其他高科技和“大脑”工业和人才集中的地区的公立学校，都出现类似的高压状况和学生自杀现象。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，是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推动的美国职场演变，以及美国高等教育本身的竞争分化。用麻州理工学院著名劳工经济专家大卫·奥托尔(David Autor)的话，前者造成了美国职场的“杠铃化”现象，中产阶级职位日益减少，高收入职业越来越集中在受过精英教育的高技能人士。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分化，则在于普通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经费投入和质量不断下降，而顶尖名校的情况截然相反：聘请世界上最有名的专家教授，采购最先进的仪器设备，教育最优秀也是最勤奋的学生，其最终“产品质量”和“市价”自然越来越高。即便是排名第25位的次级名牌大学，其毕业生收入还是比哈佛、耶鲁毕业生几乎少40%，不用说排名50之后的普通大学了。
一位家长读者用切身例子说明精英教育竞争后面的利益动机：我儿子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。要在这一领域找到一个满意工作的机会，和他上的是纽约州立大学，还是(常春藤)宾州大学或是耶鲁大学，关系巨大。保持下一代中上层社会地位的“生存性恐慌”，才是目前疯狂性升学竞争的驱动力。
还有列克星敦高中毕业生追述学校老师的话，来解释升学竞争与当地房地产和人口组成的“良性循环”或曰“恶性循环”：家长们争先搬到列克星敦，是因为本地学校的良好声誉。于是本地房地产不断升值，房产税收入持续上升，再投资回馈给学校，进一步强化学校的教育质量，如此循坏往复。这是美国教育竞争的一个金钱物质层次。
回到“减负”主题。切不能把美国名牌中学的“减负”与中国混为一谈，因为中国中小学的学生负担，多为课业和考试，而目标对准常春藤名校的美国中学教育竞争，则是全方位的：学业之外的课外活动负担，并不亚于课堂考试。我自己小儿高中四年的各项课外活动的负担，实在超过了学校里的课业。以今年三位常春藤名校录取大满贯考生为例：尼日利亚移民女孩是某项全美演讲比赛冠军;马来西亚来的华裔女孩作为小记者，曾经对数十名美国名人做过电视采访;而那位犹太学生，除了滑雪、游泳、田径等运动，还是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。列克星敦高中校长口口声声强调的“减负”，如大量读者评论，实在只是形式主义。这是因为课外活动也是列克星敦高中的传统强项，学校的辩论队、运动队、机器人科研小组等，都在全国比赛中赢得过名次。要取得这些成就的负担，不在课业之下。另外还有美国社会强调的义务工作，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至少四十小时社会义工，常常是大学升学竞争的重要“点缀”。去医院或老人院的义工服务，时间花得再多也不起眼，而需要别出心裁的独创，或者需要家长财力的“第三世界扶贫”经历。而主张“减负”的家长们，或许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。例如上述华裔女生艾米莉的母亲便是“减负”主要提倡者，引起其他华人家长的不满。但这并不影响艾米莉同时申请十几所名牌大学，虽然只被哈佛备取、在耶鲁落第，仍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克大学等同时录取的骄人结果。
本文的目的之一，是介绍美国名牌大学入学竞争的惨烈和压力，绝不亚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学业和考试压力，以图纠正国内不少家长对美国教育没有压力负担的迷信。当然，因为美国公共教育和大学教育的竞争异化，一般中小学和大部分普通大学的教育质量每况愈下，确实不存在如列克星敦高中以及常春藤校园里那样的高度竞争压力。但是后者才是美国教育的精华所在。美国大学中的中国留学生早已超过三十万，还要加上五年多来增长三倍、就读中小学的小留学生。这数十万留学生上的大多是美国的二三流大学和普通中小学，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花费，除了帮助填补美国公立学校预算的亏空，也无形中抵消了不少美中贸易的赤字。但是他们实际所学，不见得会比国内二本、三本大学毕业生多出多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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